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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治史：方法與示范文︱羅志田

中國向來的教育主旨，是把學習的主動性放在求學者一方。或因此，抽象出來的“方法”向不為人所重；自信足者可說“文成法立”，謙遜一點的也以為“文無定法”。即使有意發凡起例，也往往比較隱晦，要讀者自己去摸索。重視治學的“方法”問題，或是近代西潮沖擊下的一種“中國反應”——在二十世紀初年清末嘗試新學制時，深受日本的影響課程設置中，幾乎每一學科都有“研究法”一門課，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方法熱”。盡管如葛兆光老師所說，這西潮多半來自東瀛，但日本新學制的背后，顯然有著西方的影子。這樣注重“方法”的傾向也有些本土的遠因——從清朝乾嘉時候開始，“考據”逐漸成為一種帶有獨立認同的“學問”。有的人自稱治考據，有的被他人稱為工考據。類似說法相當常見，意味著一種帶有廣泛適應性的方法已從各種具體專門的學問中獨立出來，自成一“學”，且極受重視。后來西方一些社會科學的學科，方法也專門化到幾乎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子學科。不過在人文學科，這樣的情形比較少見。我要特別說明，視考據為“方法”更多是我們的后見之明，以前的當事人自己并不認為考據是“方法”。實際上，在中國的治學傳統下，“方法”向不具有杜亞泉所謂“假定的人格”在，很難成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單位”。故“考據”可以言“學”，方法卻未必能成“學”。簡言之，從考據成學到晚清的方法熱，在中國學術傳統中都有些特別的意味，并非“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然而在近代新語境下，治學“方法”漸成人們的關注所在。今日在大學教書的人，方法是常被學生問及的問題。在史學領域，我知道不少學生都想獲得某種可以概括抽象出來的“方法”，以為學會了即可治史。盡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贊同“史無定法”的主張，但我非常理解學生們的愿望，尤其他們身處這樣一個急功近利之風勁吹的時代。要說史學方法，不論教與學，真要到好的程度，其實都不簡單，卻也并非妙不可言。我想和年輕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話：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神奇的東西、秘密的寶藏，而實際只是一些合乎邏輯、合乎常識，可以使人信賴的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換言之，史學方法的基礎就是邏輯和常識，具體則是一些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我們不僅可以學到手，更當積極主動去尋求。孟子說過：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余師。（《孟子·告子下》）故道不難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獲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態度，二也要注重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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